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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陈帼钊 Mylene Chan （中国香港），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院仲裁员。

引言：在北京市两区建设以及国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背景下，商事调解作为一种高效、灵活且能够维护商业关系的争议解决机制，正日益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工具。北京在商事调解领域具有诸多优势，比如政策支持力度大、历史文化基础深厚、实践探索积累丰富。与此同时，北京在商事调解发展过程中面临一些值得关注的挑战，例如如何提升调解协议的执行力、完善相关法律框架、增强社会对调解服务的信任和认可度等。基于这些观察，笔者结合境外商事调解的发展经验，分享对北京商事调解进一步高质量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国际领先的商事调解机构已经发展出更加全面且具有前瞻性的服务体系，在服务内容和方法两个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这些机构不仅提供传统的商事调解服务，还将争议预防机制纳入服务范畴，从而帮助企业在冲突升级之前及时干预并化解潜在问题。通过建立系统化的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这些机构能够在争议萌芽阶段识别潜在风险，协助企业维护长期的商业合作关系。

例如，国际上一些知名的司法仲裁调解服务公司整合了争议预防机制，通过与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帮助其在冲突升级前进行有效的干预管理。许多国际大型企业，如Intel，长期利用这一服务，不仅成功解决了潜在冲突，还通过长期合作建立了深厚的信任。这种信任关系使得双方在真正发生争议时能够自然过渡到调解程序，提高了效率。这种机制的有效性已经获得国际组织的广泛认可，例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将其纳入投资者-国家争议解决框架，世界银行也在多个发展中国家试点推广这种模式。

此外，许多国际商事调解机构提供早期中立评估服务（Early Neutral Evaluation）。通过在争议初期由行业专家进行独立评估，为当事人分析争议的关键问题、法律风险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法能够促进争议的快速解决，同时降低各方诉讼成本。类似的服务已在深圳蓝海法律查明和商事调解中心成功引入，并在处理复杂的跨境商事纠纷时取得显著成效。这为北京商事调解在提升专业化和国际化水平方面提供了宝贵经验。

未来，北京可以借鉴这些国际先进模式，在现有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探索引入争议预防机制和中立评估服务。尤其是在两区建设的背景下，创新服务模式将更好地满足外资企业和跨境纠纷的多样化需求，从而进一步优化北京的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其作为国际争议解决优选地的竞争力。

在地域限制方面，国际商事调解机构不受地域管辖权的限制，调解员可以根据案件需求和个人专业特长，在跨区域范围内自由流动。这种灵活性使调解机构能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利用规模效应，为当事人提供统一化、标准化的高质量服务。这种模式不仅提升了服务的一致性，还增强了调解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在组织形式方面，许多国际商事调解机构采用商业企业模式运营，通过市场化机制激发机构的扩张和创新动力。例如，部分机构允许调解员成为股东，从而将优秀人才的利益与机构的长期发展紧密结合。这种模式既有助于吸引和保留高水平调解员，也为机构提供了多元化盈利渠道，使其能够持续进行技术创新和服务升级。

目前国内商事调解机构受限于地域管辖和非营利性组织的运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资源的灵活调配和行业的市场化发展，削弱了国内商事调解机构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为了适应开放与国际化需求，我国的商事调解机构需要对现有模式进行灵活调整。一方面，可以选择在试点区域内放宽地域限制，通过跨区域协作优化资源配置，增强服务覆盖范围；另一方面，可以在坚持公益属性的同时，适度引入商业化激励机制。例如，允许调解机构探索股权激励模式，引导高素质人才与资本力量投入调解行业，从而提升服务质量和专业化水平。

通过这些结构性改革，北京的商事调解机构不仅能够突破地域和组织形式的制约，还能推动自身向更高效、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这不仅将助力北京建设国际争议解决优选地，也会为国内商事调解行业的创新和国际化积累宝贵经验。

国际的商事调解协议通常具有高度的确定性和可执行性，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法律制度的设计上，更注重调解过程的透明度与公平性，确保协议达成后具备直接的法律效力。例如，在美国，许多调解协议一旦签署即可被法院承认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无需额外的司法确认程序。这种设计显著缩短了协议执行的时间，减少了不确定性，提升了调解作为争议解决工具的吸引力。

其次，信用体系的强化作用方面，成熟的信用体系为调解协议的履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当事人若违反调解协议，可能面临信用评级的严重下降，这对企业尤为不利，因为信用评级直接影响其融资能力和商业合作机会。例如，在美国和欧洲，大型企业非常重视协议履行的记录，以避免因失信行为影响商业信誉。这种间接的强制机制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比法律手段更有效。

我国目前的调解协议执行面临诸多挑战，例如需要通过司法确认程序转化为可执行文件，这不仅增加了时间成本，也导致了法律风险的不确定性。因而可以借鉴国际经验，通过法律设计与市场机制的双重推动，使北京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具备更强的吸引力，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强有力支持。

收费结构与薪酬体系的设计是影响商事调解行业可持续发展和专业化水平的重要因素。目前，北京的商事调解行业通常采用基于成功的收费模式，即调解成功后按争议标的的一定比例收费。这种模式在降低当事人使用门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可能影响调解员的中立性，甚至导致部分调解员为追求成功率而对当事人施加不适当压力。

与之相比，国际市场更倾向于固定费用制，即调解程序开始前，当事人需缴纳固定费用，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和解均不退还。例如中国香港明确禁止调解员按调解结果收费，以确保调解过程的专业性和公正性。

此外，国际调解机构的分配机制更具激励性。例如，仅收取调解费用的15%管理费，将绝大部分费用直接支付给调解员。这种方式提高了调解员的积极性，有助于吸引高素质人才，并推动行业的专业化发展。

文化态度对商事调解行业的认知和实践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目前国际社会对调解职业的认知比较成熟。国际调解员通常是拥有超过20年法律从业经验的资深专业人士，被视为法律和争议解决领域的顶尖人才。这种观念的形成使调解员成为受人尊敬的职业，并吸引了众多高水平从业者加入。

这种尊重不仅体现在调解员的高薪上，也体现在当事人和律师对商事调解的高度重视上。在国际社会，商事调解会议通常安排为半天或全天，且大多以面谈形式展开，以便更高效地处理复杂争议。这一方面反映了各方对调解结果的期待，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国际商事调解文化注重程序正义和当事人参与感的特点。

此外，国际调解代表通常拥有充分的预先授权，能够在调解现场直接做出实质性决定。这一机制极大地提高了商事调解的效率，减少了后续沟通和审批环节的时间损耗，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商事调解作为高效争议解决工具的地位。

商事调解机构的国际化扩展是提升全球影响力和市场份额的重要战略，但这一过程需要稳健推进，并以扎实的本土基础为依托。国际调解机构在我国内地的扩展尝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警示。例如，某些机构在上海和深圳设立项目时，由于国际案源不足和本地市场对商事调解认知的缺乏，导致项目进展受限。这些困难表明，仅靠国际品牌影响力并不足以支撑成功的扩展，区域市场的文化适应性和基础需求才是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这些案例表明，国际化不仅是地理范围的拓展，更是对区域市场的信任建设和服务能力的提升。市场培育和能力建设必须协同推进，通过教育和推广强化本地市场对调解价值的理解与认同，同时制定适应区域特色的调解机制，才能实现商事调解行业的长期发展。

未来，北京的商事调解可以在加速国际化步伐的同时，通过区域试点、专业培训和行业推广，逐步构建更加成熟的商事调解文化和市场基础，从而为国际化扩展铺平道路。

基于以上分析，以下是对北京商事调解发展提出的改进建议：

明确执行程序的规则和时限，减少地方差异造成的不确定性，增加企业对商事调解协议执行的信心。

建议在商事调解协议履行时引入信用分体系，与现有公共信用信息系统直接挂钩，提高企业和个人的守约意愿。

为商事调解代表的权责划定边界，特别是针对国企，减少因责任分担不明晰而导致的决策延迟。

通过完善内部评价与奖励体系，鼓励商事调解代表主动参与争议解决。

增加固定收费选项，既降低企业对商事调解失败即付费无意义的心理门槛，又确保商事调解服务具有稳定的经济回报。

建议机构保留管理费用的比例不超过15%，大幅提升商事调解员收入，从而吸引资深专业人士进入行业。

通过线下讲座、在线宣传、企业沙龙等多种形式，推广商事调解的优势和潜力，特别是在跨境商事纠纷领域的价值。

建立专属案例库，定期发布商事调解解决复杂纠纷的经典案例，为行业专业化发展树立标杆。

在场地和资金方面，提供专项扶持，特别针对处于初创阶段的商事调解机构。

为商事调解员提供培训与职业晋升路径，形成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长期机制。

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为企业提供早期风险预警和争议预防服务，通过预防性措施降低实际纠纷发生率。

从争议预防、调解到后续执行，提供一站式全流程解决方案，提升企业整体使用体验。

效仿国际经验，推出企业间商事调解优先承诺协议，形成一个高度信任的调解生态网络。

由政府主导，联合高校、行业领军企业与机构，共同营造北京商事调解优先的行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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